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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楚

◎金兆鈞（樂評人）

仍然是1990年，大概是五月的一天大老早，有人敲門。我心里納悶，拉開門一看，是張楚。

他眼睛通紅，一副疲憊相。我吃了一驚：你出什么事了？

他嘟嘟囔囔地說：我剛弄完一首歌，本來想讓老侯聽聽，他搬亞運村去了，太遠了。我一想就你這兒還算近，就來了。

我想想，從東棉花胡同到海運倉，四站地，確實還算近。接過磁帶放進錄音機，聲音響起來：

這個冬天雪還不下\\站在路上眼睛不眨\\我的心跳還很溫柔\\你該表揚我說今天還很聽話

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說我看起來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

我的爹他總在喝酒是個混球\\在死之前他不會再傷心不再動拳頭\\他坐在樓梯上……

噢姐姐\\我想回家\\牽著我的手\\我有些困了

噢姐姐\\帶我回家\\牽著我的手\\你不要害怕

當他唱出“姐姐我想回家”的時候，我的眼淚刷地下來了。

我問：你怎么想起來寫這個了？

他說：我也不知道。

我說：怎么錄的？

他說：就是中戲的倆哥們兒，一個能彈點吉他，一個能吹一點長笛，我們就拿個Walkman瞎錄的。

我震驚而無語。

誰欺負了“姐姐”？我為什么“有點困了”？要回的“家”是哪里？那個“總在喝酒是個混球”的爹又是誰？

大概也在這個時候，崔健最先意識到版權保護的重要，隨后是陳哲。一天在朝陽門人民出版社召開了一次談論版權保護的會議。我印象最深的是絕大多數詞曲作者表現的只是深深的無奈，有的說：你連法律都沒有，說也沒用。有的則說：咳，盜就盜吧，有人盜你版說明你還有點價值，至少有人找你干活啊。

陳哲很無奈。我聽了也很無奈。

八月間，師院同學茅為立來找我：聽說北京電臺成立經濟臺了嗎？

我說：怎么了？

他說：有朋友介紹讓我去幫幫忙，他們懂音樂的少。我想叫上你一塊兒摻和摻和。

于是我們就認識了當時北京經濟臺立體聲節目的負責人降鞏民、王萍以及主持人孫萱北、楓葉等人，幫他們策劃一點音樂普及性節目。

全國經濟臺的改革是從廣東開始的。說白了最大的變化是改播音員制為主持人制。多少年來，播音員確實只是傳聲筒，內容來自記者和文字編輯，播音員只管照本宣科。這一下要改直播確實壓力挺大，不過一旦開播就很受歡迎，用當時很多人的話說是：話匣子里頭終于說人話了。

既然是直播節目，最需要的除了專業對口性的各類節目，音樂顯然用量最大。音樂類節目固然很受歡迎，其他節目也得靠音樂來過渡和做背景。當時很多主持人不懂音樂，也還不能真的完全脫稿，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幫著他們策劃節目、選定曲目，還得幫著寫寫口語化的主持詞，算是過渡。

一天又去電臺和降鞏民、王萍談節目，說著說著進來一個英俊小伙，高高的個子，厚厚的頭發，氣宇軒昂。

降鞏民趕快叫：樹榮過來，給你介紹一下，這是音協的金兆鈞，幫咱們弄節目呢。又向我介紹：張樹榮，原來咱們這兒搞技術的，主動應聘的主持人。

我說：原來做K歌節目的就是你啊。

張樹榮很矜持地跟我拉拉手：你是老在《北京青年報》和《音樂周報》寫評論那個吧？

多年之后，張樹榮曾回憶當年做K歌節目中的一個故事。

那時候K歌也是一種高消費，后來我們就跟卡拉OK廳的老板溝通我們能不能長駐，每周錄兩次。當時我和我很好的一個搭檔叫阿達就策劃了這樣一個節目。

有一天一位盲人來了，我就跟他聊。他是從廊坊過來的，30多歲沒有出過村。他就跟***說我過生日的時候，可不可以帶我去北京，***媽就滿足他的要求。他們上午10點鐘就從廊坊出來了，那時候可不像現在，要從他們村里到縣城，然后再坐長途汽車，到那兒就差不多晚上7點多鐘了。我一聽挺感動的，就安排他第一個唱《少年壯志不言愁》。他唱的時候，我在底下聽，他母親流著淚。我一直覺得這是聽眾對于我們這個節目的認可，是鞭策和激勵。

年中，青歌賽舉行。通俗業余組獲獎的有張咪、張強、朱哲琴、解曉東、姚黛瑋、蔡紅虹、郭公芳、蔡國慶、李罡、陳紅等。其中的李罡就是現在北京現代音樂研修學院的創始人、院長。美聲組獲獎的有劉君俠、杜吉剛、幺紅、黃英、金永哲等。民族組獲獎的有萬山紅、劉斌、羅寧娜、呂繼宏、劉玉婉、宋祖英、李丹陽等。

臨近年底，一天徐沛東給我打電話，說是天津音像出版社請北京音樂圈子的朋友們去天津國際高爾夫球場玩玩，北京去不少人。明天早上7點西大鐘見。

我奇怪：西大鐘？

徐沛東說：西大鐘你都不知道？北京站西邊那個大鐘樓底下集合。

第二天坐上火車，我才問明白，原來北京藝人們當年出門走穴坐飛機的很少，大多是火車，所以，“西大鐘”就是走穴出京的集合點。前不久，小柯創演的音樂劇《西大鐘下》即取材于此。

天津音像公司隸屬于天津廣播事業局。老板張連杰極能干，當時與蘇州音像出版社的老梅號稱音像界的“南梅北張”。

去的人不少，詞曲作家以前見過的有付林、雷蕾夫婦、張藜、徐沛東、甲丁等。劉青、張士燮、任衛新、姚學誠等人是初次見面，還有北京音像出版界的馬冬麗、李年等人。

去了天津，入住在高爾夫球場，空空蕩蕩。問起來，原來天津當時日商不少，但沒有什么地方供日本人娛樂消遣，結果日本人自己出資合作開發了這么一個球場。這會兒正值入冬，所以人不多，張老板就帶我們來這里了。

當晚去張藜房間聊天，他說因為天津音像發行他和徐沛東的作品很多，所以今年會獎勵他一臺夏普的錄像機。還挺高興。

我則開講音樂著作權是怎么回事。

張藜聽明白了：合著他們掙了大錢，就拿三千來塊錢對付我們呀！

第二天一早張藜居然自己一走了之，錄像機也不要了。

張士燮對我說：昨天你說完他氣得要命，這下連錄像機都不要了。

我說：嗐！我不是也說了中國還沒有正式的著作權法嗎？這老張能給臺錄像機也算不錯了。

回北京的火車上，我和易茗夫婦坐在一起。易茗說：聽雷蕾說你還會唱不少知青的歌？

我說：也都是從小聽來的。

于是我就開唱。

易茗聽得激動，也開唱，卻是一首《鎖鏈》。

我們聊得大為投機。

雷蕾后來對我說：開始易茗覺得你鋒芒畢露，不是很喜歡你，可是一聽你唱那些知青歌他覺得一下子就沒有距離了。

這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5次會議上通過，但當時不說普通百姓，就連音樂界也幾乎沒有幾個人重視這個消息。

有心人是作曲家王立平。這年的12月，有一個小小的新聞發布：

歷時三年、影響全國的王立平訴遼寧北國音像出版社侵犯“紅樓夢”歌曲磁帶著作權案現已終結。經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遼寧北國音像出版社敗訴，受到賠償原告損失、公開致歉和罰沒非法所得的處分。據信，這是我國歷來在作者與出版者間音樂著作權糾紛中對侵權者最重的處罰。此案的終結恰逢我國第一部著作權法頒布，更具實際意義。王立平表示，希望全體音樂家都能勇敢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團結一致，為著作權法的實施做出努力。

年底，一個“文化事件”出現了。首部大型室內連續劇《渴望》開播了。幾乎可以說幾天之間，片頭插曲《渴望》和片尾插曲《好人一生平安》就傳遍了大江南北。

202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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